这个人，现在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她的名字，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她写中国的过去和未来，但用的主要都是英文和法文；她一提起周恩来总理，就会情不自禁地潸然泪下；她持有的是英国国籍，却一次次地告诉别人自己是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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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编辑：水木文摘（mweishijie）题记：这里是我的家，我是中国人。
她的名字，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
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她写中国的过去和未来，
但用的主要都是英文和法文；
她一提起周恩来总理，
就会情不自禁地潸然泪下；
她持有的是英国国籍，
却一次次地告诉别人自己是中国人。
她，叫韩素音。
韩素音出身于一个，
富有传奇色彩的跨国家庭。
她的父亲周映彤
是中国第一代庚款留学生，
在比利时认识了
出身于贵族家庭的玛格丽特。
1913年，周映彤带着玛格丽特
私奔到了中国，
并在铁路部门谋得了职位。
韩素音与父亲周映彤
这样东西方结合的家庭，
在当时的中国十分地少见，
作为一个高鼻子的外国人，
玛格丽特常常被人嘲笑和排挤，
现实的残酷很快将爱情消耗殆尽。
她讨厌这里，
每天都吵着要回欧洲去，
但每次都败在了丈夫的挽留下。
玛格丽特
铁路修到哪，就得跟到哪。
所以他们家不得不在各地辗转，
1917年9月12日，
被调到河南信阳工作的周映彤，
迎来了他的女儿韩素音。
韩素音幼时
韩素音还有一个哥哥，两个妹妹。
他们一出生就面临着，
血缘和文化的双重矛盾。
他们在家讲中文，出门学英语；
吃欧式早餐，中式午餐，混合式晚餐；
上午穿着中式服装、
带着毛笔和铜墨盒上中国学校，
下午又去法国修道院学校……
左一：韩素音
作为一个混血儿，
中国人看不起她，
外国人也看不起她。
她是在母亲连绵不绝的抱怨声中，
周遭所有人的嘲讽讥笑中长大的。
她的母亲希望子女们未来回到欧洲去，
所以禁止子女们学汉语，
但韩素音却从小就表现出
对汉语极大的热情，
倔强地表示一定要学习这门语言，
做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
十二岁那年，
在街上见到许多可怜的盲人后，
她向父母宣告了自己的梦想。
“爸妈，我要当大夫。
我才十二岁，但我要悬壶行医，
要为盲人治病……我不是在做梦。
我要当医生，
我要给盲人做点什么，
让他们重见光明。”
但是，她的父母只觉得她在说梦话。
15岁的时候，
她为了赚取进入医学院的学费，
去往北京协和医学院当打字员和秘书。
1933年，她进入燕京大学医学预科，
1935年，她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奖学金，
然后远赴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学医。
1937年7月7日，
日本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
“七七事变”爆发，震惊中外
身在布鲁塞尔的她
得知消息后，
奋不顾身地走上大街，
声援中国抗日，示威游行，
她还撰写了许多抗日文章，
发表在当地的报纸上。
短短七个月的时间，
她在法国和比利时，
就做了128次抗战演讲。
1938年，这个“半吊子”的中国人，
毅然放弃了热爱的学业，
决定回到战火纷飞的中国去。
“中国，中国是我的骨肉，
我的灵魂，我的气息，我的生命！”
于是，她登上了回国的轮船。
在这艘轮船上，
她和第一任丈夫唐保黄邂逅了。
唐保黄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唐生智的侄子，
英俊潇洒，满怀爱国热情，
她沦陷在了他的大丈夫气概中。
1938年10月初，
他们到了当时全国抗战中心武汉，
在那里，两人举行了一场简单的婚礼。
韩素音觉得很幸福，
她以嫁给了纯正的中国人而自豪。
婚礼结束后的第二天，
噩耗便传来：日军即将攻打武汉！
唐保黄效力于国民党军，
因上级命令，
他不得不跟随军队先行撤离，
韩素音就这样被独留在了武汉。
没想到，唐保黄为了救她，
不惜违抗军队的命令，途中擅自离开，
冒着生命危险，
只身返回武汉来找她。
“我一想到这些，我的眼泪就夺眶而出，
没有人比他待我更好了。”
但唐保黄是一个传统封建的中国男子，
他要的是一个唯命是从的妻子。
他反对她外出行医救人，
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
如果韩素音稍有违抗，
他就动手殴打她，
有一次甚至把她打晕了。
韩素音不同，
她从小受的是中西交融的教育，
追求精神独立和自由，
不愿被任何人随意摆布。
她的灵魂在叫嚣抗议，
而感情上却又深深地爱着这个男人。
她被折磨到近乎崩溃。
韩素音与第一任丈夫
战争期间，她在成都的医院中当助产士，
同时，开始写她的处女作
《目的地重庆》。
这本书以抗战为题材，
讲述了她在中国
参加抗战的亲身经历。
1942年年末，
英文版《目的地重庆》，
在美国正式出版，
这本书受到热捧，
竟在美国卖到脱销。
但这部小说彻底激怒了她的丈夫：
如此抛头露面，
实在伤风败俗！
他变本加厉地对她进行洗脑，
谩骂和殴打，
两人的矛盾愈演愈烈，
再也无法弥补。
1941年，唐保黄带着她去英国当外交官，
1945年，唐保黄回国参加内战，
但是韩素音却决定，
留在英国继续学医。
1947年，
唐保黄战死东北战场，
她拒绝回去参加葬礼
这10年的婚姻，令她受尽屈辱，
她无数次地感到快要窒息，
唐保黄的离去，反而成了她的救赎。
1948年，中国局势明朗，
她得知新中国即将成立，
一腔爱国情再次热血沸腾，
她坐上了从英国驶往中国的轮船。
但是她还没有申请到新中国的护照，
只好选择先停留在了香港，
她说：
“在香港我可以闻到从大陆来的尘土，
感受到从大陆来的气息。
要是留在英国，我就会枯萎，
成为一具毫无生气的活着的木乃伊。”
在香港生活的期间，
她结识了战地记者伊恩，
两人一见钟情，
但是伊恩有妻室，
性格刚烈的她，
不愿意被困在这种不清不白的关系里，
无奈伊恩攻势猛烈，
她动摇了，动了真情。
然而不久后，朝鲜战争爆发，
伊恩被派往战场，在朝鲜阵亡了。
她的第二部作品《瑰宝》，
描写了这段情感经历，
用日记的方式袒露了和伊恩的爱恋。
这部作品出版后，在西方引起巨大轰动！
《瑰宝》当时畅销到什么程度呢？
有出版社说：“在英国公交车上，
每3个人中就有一个人，
胳膊下夹着这本书。”
这段爱情故事，
激发了西方人对神秘东方的想象。
这部作品奠定了她在欧美文坛的地位。
很快，《瑰宝》就被好莱坞
改编成电影《生死恋》。
1956年，电影《生死恋》获得3项奥斯卡奖。
电影《生死恋》
旧的护照快要过期，
新中国还没有批准给新的护照，
台湾那边又不想去，
一旦旧护照过期，
就会被赶出香港。
在这样的情况下，
1952年，她嫁给了英国出版商康柏，
加入英国国籍，改名伊丽莎白·康柏。
但是不久后，两人就离婚了。
作为一个女人，她的感情真的是跌宕坎坷！
1952年，与康柏的婚礼
既然不能进入中国大陆，
她决定用自己的方式，
为新中国尽绵薄之力。
她不停地在香港、新加坡、
马来西亚、尼泊尔、印度等地辗转，
一边行医，一边搜集整理，
亚洲文化遗产的相关资料，
每到一个地方，就积极为中国做宣传。
1956年，她接受了印度总督、
前香港总督马尔科姆的邀请，
去印度新德里度假。
一个皮肤黝黑的印度人担任她的向导。
这一次，感情坎坷的韩素音，
终于找到了一生的灵魂伴侣
——陆文星。
1960年，
印度为中印边界一事要攻打中国，
派出一位高级军官领兵前往印中边境，
可这位军官说：“中国是友好邻邦，
不能打中国人。”
他的上级对此十分生气，
严厉地对他说：
“你如果不去，
我就撤了你的职！”
他却坦然地回答：“撤职我也不去。”
这位高级军官就是陆文星。
他宽容、仁慈、体贴，
和韩素音性格互补，
两人一见如故。
韩素音与第三任丈夫陆文星
然而就在这次旅途中，
韩素音突然得到了
大陆批准她回国访问探亲的好消息。
陆文星知道她“思国情切”
就深情地对她说：
“去吧，
二十年不见，我也会等你的。”
他总是如此，
对她的言行，从不干涉，
并且全力支持她的创作，
在身体和精神上都尽可能地体贴她，
他让韩素音重新体会到了爱情的美好，
她说：“只要他在身边，
就会感到有无穷的力量。”
就这样，
陆文星成了她的第三任丈夫。
1956年，她终于踏上了，
令她魂牵梦萦的中国大地，
在中南海西花厅，
得到了周恩来和邓颖超的接见。
两个小时的会见，
让她毕生难忘，
她成了周总理的超级粉丝，
为他的风度、才智和人格魅力所倾倒。
“他非常英俊，他的一举一动都很柔和……
这次谈话改变了我的一生。”
她甚至说：
“如果周恩来要我去死，
我也会去死的。”
周总理和邓颖超
还邀请她去家里做客。
他们围坐在一张圆桌旁，
像家人一样边吃边谈。
周总理一口气和她谈了三个小时。
当谈及中西方的关系时，周总理说：
“西方不了解中国，要经过很长时间，
才能接受中国的观念。”
她坚定地回答道：
“中国和西方需要有一座，
相互了解的桥梁，兼通中西方文化的我，
显然很适合做这一座桥梁。”
她和周总理说：
自己要成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
这可不是一句空话，
她早已将此作为了自己毕生的信念。
中国解放初期和外界完全隔绝，
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
对新中国实施外交孤立政策。
西方的媒体刻意丑化中国人，
将我们塑造成一个孱弱不堪，
人人都可随意欺凌践踏的民族。
在这样的情况下，
这个英籍华人开始拿起笔杆，
向世界介绍了一个真实的中国。
她的英文造诣在当代英美文坛堪称一流，
在当今世界，能用英文写作，
并能在西方文坛，
占有一席之地的华人
除了她寥寥无几。
她写的有关中国的著作相继问世：
《亚洲的风雷》《2001年的中国》
这些著作被译成各种语言，
成为一个出口，
向世界输出中国文化。
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
和优雅流畅的文字，
为西方的读者们，
展现了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
拥有英雄传统的中国。
除此之外，
她每年都要花上一半以上的时间，
在世界各地奔波，演讲，
如此努力就是为了，
让世界上的其他人更多地去了解中国，
减少他们对中国人的偏见，
为中国在海内外赢得了众多的支持者。
为了能让中国获得“自由”，
她在外交上做了很多政府不能做的事情。
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
她和丈夫陆文星为重修
中印友好关系做了许多的工作。
她还担任过周恩来和法国总统戴高乐的特使，
为后来引爆世界的中法建交，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七十年代，
她为毛主席出书立传——
《赤潮：毛泽东与中国革命》，
让全世界了解当时的中国。
为毛主席立传
与邓小平同志会面
然而为此，
她却遭到了西方的抵制。
被西方媒体无情地攻击，
甚至还被美国中央情报局列入了黑名单。
因为亲华，因为承认自己是中国人，
因为写了许多介绍中国的书，
她曾遭受过恶劣的攻击
就连走在大街上，
都会有人突然冲出来咒骂她。
身边的人都为她抱不平，
她却一笑了之，淡然地回答：
“我觉得有些人可能不理解我的行为，
但这没有关系，
如果10亿中国人喜欢我，
觉得我在做好事，
我不在乎有几个外国人不理解我。”
每当有媒体采访她，
询问她的政治立场，
她都会坚定地说：
“我是一名中国人”。
她始终将自己视为中国人，
并毕生努力去成为一个完整的中国人。
1976年，周总理逝世了……
韩素音为此悲痛万分。
“时至今日，想起他，
想起当时我们会面的情景，
我都会感到无限的哀伤，无比的凄凉。
听到他逝世的噩耗，
这是我一生中最悲痛的时刻，
甚至超过了我父亲去世时我难过的心情。”
1987年，韩素音邂逅美国前总统
肯尼迪的遗孀杰奎琳时，
杰奎琳请她一定要写写
“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周恩来”。
从那时起，她就开始调查研究，
构思酝酿《周恩来和他的世纪》。
作为一个记录者，本应客观地、
不带任何个人感情色彩地对待研究对象，
但是对周恩来，她做不到。
她笔下的周恩来，
是一个近乎完美的人，
书中处处都流露出她对周恩来的崇仰之情。
她在瑞士的家中，
唯独只挂了周恩来的照片，
每当提到周恩来的时候，她都想哭
1997年之前，
韩素音每年都会来中国一两次。
直到因健康状况不能远行，
她才和丈夫定居在瑞士洛桑，
但她也一直关注着中国的情况。
并在中国创立了韩素音青年翻译奖，
至今在翻译界属于较权威的奖项，
也使很多中国学子得以走上翻译这条路，
为中国翻译领域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90多岁时，她曾写道：
“我虽客居烟波千顷的瑞士莱蒙湖畔，
又因身体原因，
十余年没有回到中国看看了，
但这丝毫不能冲淡我对她的感情。”
2012年11月2日，
韩素音在瑞士去世，
享年96岁
即使她去世了，
西方一些无良的媒体，
也没停止对她进行攻击。
华尔街日报的讣文是这样的：
一般来说，说死人的坏话不好，
但韩素音一直认为自己不是一个普通人。
现在，我们都知道她的作品令人作恶，
但其行销方式却又那么成功。
上世纪西方最著名、
影响力最大的学者
伯特兰·罗素曾说：
我花费许多时间阅读韩素音的作品，
在一小时之内了解的东西，
比我在中国待一年所了解的东西还多。
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刘心武说：
我曾在南特和巴黎询问，
10名受过高等教育、
职业不同的法国人，
问他们读过哪位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
其中9人都肯定地回答是：韩素音。
英国《观察家报》写道：
在西方，韩素音的几部
自传性质的作品，
已成为西方读者来认识中国，
理解中国的最经典读本。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比温柔更强大的力量
这是韩素音一生最经典的语录，
温柔的她也曾让全世界人民知道了
在世界的舞台上暗藏着一股强大的中国力量，
这样一个执着痴迷的爱国者，
这样一个特殊的中国人，
我们应该记住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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