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一群上海的中学生们正在展室中聆听二二一的爷爷奶奶们讲述他们当年的故事:“当时,尽管已做好了吃苦的准备,可条件之差还是超出预料。”陶瑞滨老人说,“一到西宁,高原反应就给我们一个下马威:鼻出血、心发慌、头晕目眩、呼吸困难、走路气喘。进入基地,人更是整天昏昏沉沉,躺下睡觉时头胀痛,身体火烫,像在发高烧。此外,水烧到80度就开了,饭也煮不全熟,蒸出的馒头粘糊糊的,二三十岁的小伙子只能吃下半个……”陶瑞滨老人接着说:“由于来不及盖房,许多人住的是半地上半地下的窝棚,毛毡往地上一铺就成了床。食堂是一间帐篷,春天风沙大,从食堂打饭回宿舍,往往饭上盖了一层沙。有人粗算过,仅此每人年均要‘吃’三五公斤沙子。为改善伙食,有时会战人员到河沟里捕鱼,鱼儿上桌,大伙举筷‘共诛’之,就连被烤焦的鱼骨头也一起下肚了……”
回想起当年的情景,王钰德老人深有感触地说:“那个时候啊,青稞做的黑馒头和土豆是我们的主食,大米每人每月只供应3斤,这样的饮食,我们南方人在很长时间内都不习惯,但是我们挺过来了。”
为了自力更生造出“争气弹”,许多人不分昼夜地工作。当时在设计室工作的王钰德说:“那时,除了吃饭睡觉,就是上班,没有8小时工作制的概念,也没有星期天。方案想了又想,图纸审了又审,实验数据算了又算,决不肯因为自己的一个小小失误而影响整个事业的成败。每天晚上整个办公大楼一片灯火通明,晚上9时,接送上下班的班车来了,无论司机怎样按喇叭,谁也不愿放下工作,好多次都是领导强行熄了灯,大家才依依不舍地离开……”
“那时有这样一句话:就是用牙啃、用手抠,也要把原子弹造出来。”许震贵老人回忆着:“工具奇缺,计算尺、绘图仪都发动各人自己带去,更别提计算机等设备了。为此,大伙自己动手制作‘土设备’开展科研……”
“两弹村”里的不少老人去罗布泊基地参加过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1964年10月16日,激动人心的一天终于到来。“起爆前5分钟,我们躲在小山坡后紧张得透不过气来,默默祈祷爆炸成功。”老人们回忆:下午3时半,强光一闪,紧接震耳欲聋的巨响,一个火球从地平线上跃起升上高空,并不断膨胀,变成拔地而起的蘑菇云。“成功了!成功了!”大家欢呼雀跃,热泪盈眶……
展室里的每一张照片,都深深地藏在老人们的记忆里,每当对观众们讲起那段岁月,他们总是那样平静:“把青春留在高原,我们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