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点君的好盆友熊爷（大名“谷声熊”）又来分享好文章了。今天熊爷给大家介绍的作家，被誉为“当代中国小说奇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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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成长很痛苦

很多很多幻想、期望

会一个一个磨灭

然后慢慢被成熟

熊爷今天想介绍一个自己很喜欢的作家。

他出生民国乱世，被称作“中国最后的贵族”。

他作品不多，却部部封神，其中之一被权威媒体评为“二十世纪中文小说的100强”。

他的作品排名第七，但在他前面的作家都已不在人世。

是的，他还活着，他是活着的传奇。

他就是被誉为“当代中国小说奇才”的台湾作家——白先勇。

白先勇

三毛说，自己是看着白先勇的小说长大的；章诒和说他是“华文文学当今第一人。”

1999年，香港《亚洲周刊》评选出的“二十世纪中文小说100强”中，白先勇的《台北人》排名第七位，是在世作家中的最高位，而前六位分别是鲁迅《呐喊》、沈从文《边城》、老舍《骆驼祥子》、张爱玲《传奇》、钱钟书《围城》和茅盾《子夜》。

知名文学评论家夏志清说，“五四以来，在艺术成就上可和白先勇后期小说相比或超越他的成就的，从鲁迅到张爱玲也不过五六人。”

在熊爷看来，这意思就是过去一百年的中国，能和他比的小说家，也不过五六人，而在今天中国小说家里面，白先勇先生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

1

他是历史的大人物，又是小人物

最让人吃惊的是，在《台北人》提笔创作之时，白先勇才二十五六岁。

按理说，这时候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大把时间、满怀期待、肆意张扬，少年不知愁滋味；但他却在《台北人》里，写出了一种六七十岁人的心境，历经岁月，饱含沧桑，各种人生况味，苍凉至极，全然不似阅世未深的青年之笔。

沦落台北的“大陆客”，民国历史遗留下的一代“患重的人”，他们的漂泊与离散，追忆与生存，竟然被都被一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写出来了。

但想想又是那么合理，白先勇先生家世显赫，他的父亲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白崇禧，白崇禧曾经是“中华民国国防部长”，国共共同尊敬的“抗日英豪”，被日本人称作“中国战神”，他的家庭曾经处在这个国家的权力顶峰。

青年白先勇

他少时出入于豪门贵族之间，蒋介石和宋庆龄这些大人物对他来说，就是隔壁家的长辈，那些历史的伟大时刻，他都不经意的经历其间。

出生于抗日时期的他，却又是历史的小人物。乱世无情，白先勇自己回忆说：“我们逃难非常辛苦。大家都不敢下车，怕下车了上不去。火车后面日本人天天追。有些时候有消息说日本人追上来了，但没看到，气氛很紧张。有次，火车停后，我姨婆（外婆的妹妹）和她孙子下去买东西吃。突然日本人追上来了，火车开了，他们两人来不及上去了。我们再也没有见过他们。”

他是贵族，但他的童年整天逃难，躲日本人轰炸，半夜三更在睡梦中，保姆就把他抓起来，往防空洞里面逃。这种战乱的印象，贯穿了他的童年。

他一出生就赶上中日大战，完了以后，一下子又国共内战，前前后后十二年，都在打仗。用他自己的话，“我是到了台湾后才真正安定下来。”

这样的经历注定了白先勇的“早熟”。

2

7岁一场病，让他失去童真与快乐

孤独是什么？

对于7岁的白先勇来说，孤独就是那一间房。

从桂林老家逃避日军到了重庆，年幼的白先勇却突染肺病。

当时的肺痨是会要人命的，完全没有特效药。担心传染，父母只好将他安顿在远离大家的花园那一头的房间里静养。

未曾想过，当房间门关上的那一刹，本该属于7岁孩童的无忧与快乐，也随之被赶了出去。这一关，就是四年。

这四年间，白先勇的世界就是“花园这一头”，除了睡觉，就是喝牛奶。但真正的世界在那一头，那一头有父亲母亲、兄弟姐妹，热闹吵闹，有人气。可是，他离这个“世界”很近，又很远。

白先勇幼年与父亲白崇禧

7岁时，大家的玩伴都是同龄人，一起玩耍，也会打架，但终归是充满生气的。而7岁的白先勇，最好的玩伴却是一个叫“老央”的老伙夫。老央是白先勇家的厨子，他喜欢说书。白先勇唯一的娱乐，便是搬张小凳到厨房坐，安静地听他边干活边说书，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隋唐演义……他的孤独世界，不知不觉中，有了“文学”的最初模样。

慢慢地，他从一个外向的小孩，变成了一个躲在角落里的孤僻小孩。

世界上最强烈的痛苦，莫过于单个人类所遭受的痛苦。

白先勇从7岁开始，便舔尝到这种不为人所能知的孤独与痛苦。

是的，他变得孤僻了，但细腻和敏感，也开始在他身上滋长。

因为这场病痛，他对别人的病痛和内心，从此都能感同身受。

1948年，白先勇11岁了。那一年，他从广州上船，一觉醒来，到了香港。没想到，与大陆这一别就是39年。

世界就是这么无常。你以为所有稳固的不变的，都会凋零、会破碎。而且，猝不及防。

那时候的白先勇，已感知到了。

3

母亲入土那一刻，他生命的某部分也随之埋葬了

成熟是什么？

所有的成熟，都是从失去开始。

小时候，白先勇与父亲相处的时间很少，印象中父亲一直在打仗。但父亲的缺失，母亲马佩璋一并补齐了。

“母亲一生不耐虚礼，从不做作，完全是个真情真性的人。也正是母亲乐观进取、勇敢无畏的个性，才经得起日后跟随父亲经历惊天动地、一波又一波的历史考验。”——在白先勇的孤独世界里，演绎“英雄”的更多是母亲。

抗战期间，湘桂大撤退，母亲一人率领白家马家80余个人，逃出桂林。这支全是“老幼妇孺”的队伍，在母亲的带领下，历经百般险阻，穿越千山万水，终于按抵重庆。一个女人，就这样成了几十人大家庭的擎天一柱。

白先勇共有兄弟姐妹十人，被友人称为“十只指儿”。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父亲又一直征战在外，母亲整日要筹划白马两家几十口人的安全与生计，还要养育十个孩子，顾及他们成长中的喜怒哀乐，谈何容易。但白先勇的母亲确实做到了。

白先勇全家福

母亲于白先勇，就是生命。有母亲，才有他；有母亲，他的孤独生命，才有依靠。

1962年12月4日，母亲马佩璋因高血压逝世，终年59岁。

这一天，也成为了白先勇人生中的一个分水岭。

那一天开始，人生的局限和无常，成了一大片阴影，始终笼罩着白先勇。

个性坚强、勇于求存的母亲，朝不保夕的战乱时代都挺过来了，却最终抵抗不过病魔，即便积极对抗，仍节节败退，最终没能从死神手里挣脱出来，反而被召唤而去。在无可抗拒的死神面前，我们竟都这般无能为力。

拥有的从来都是侥幸，失去的才叫做人生。

母亲入土那一天，“我觉得埋葬的不仅是母亲的遗体，也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第二天，白先勇便起身前往美国。他以这样的离开，宣告：我的一段人生随着母亲的去世也终结了，我要开始另一种人生。

到美国后，白先勇开始做那件“最有勇气的”的事——写作。《台北人》就是那个开始。

4

父亲随之而去，生离死别，一时尝尽

马佩璋去世后，曾领百万雄师出生入死的白将军，一生秉性刚毅，却眼泪没有断过。

谁料，丧偶没几天，又迎来了儿子的离开。

那一天，台北天气不好。雨冷冷的，风也寒寒的。还没走出丧偶之痛的白崇禧，到松山机场为白先勇送行。临走时，喜怒不轻易形于色的白崇禧，居然老泪纵横起来，是不舍抑或感慨，白先勇已分不清。凌厉的寒风中，父子俩任由悲伤的情绪蔓延……因为未来如何，已无从预知。

机场这一别，也是父子最后一次相聚。

白先勇和父亲白崇禧在台北松山机场最后一次相聚

四年后，未等白先勇及时赶回，白崇禧便去世了。听到这个消息时，白先勇的第一反应，并不是悲伤，而是肃然起敬。

为何？

因为没有人比他更懂父亲。父亲在他的心中，早已超越了“父亲”的单一角色，他是属于历史的，是民国历史跨越不过去的那一部分。

这四年间，都说白崇禧精神大不如前，常常茫然所失，像在寻寻觅觅，或许寻的再也回不去的戎马一生，觅的是夫人那温婉坚强给予无限力量的背影……

“生离死别，一时尝尽，人生忧患，自此开始。”

这是白崇禧晚年的凄凉，亦是白先勇忧患人生的又一次重击。

从此，白先勇的孤独世界里，没了父亲母亲，也没了萦绕不去的牵挂。写作，便成了那份唯一的孤独的命运。

5

至爱病逝，他从此是彻底的孤独者

被问及为什么写作时，白先勇的回答总是很直接：

我写作，是因为我想用文字来表现人类心中一种无言的痛楚。

这个人类，也包括他自己。

白先勇非常个体的无法向外人道、外人也未必明白认可的痛楚，他也最终选择诉诸文字。

不少人或许和熊爷一样，知道白先勇先生是一个勇敢的同性恋作家，1976年，他写了有同志恋情题材的小说《孽子》，这也是华文文学同性恋书写的开山之作，是划时代的作品。

但关于白先勇的恋情，更能表达他自己的是那篇感动千人万人的“以血泪、以人间最纯真的感情去完成的生命之歌”——《树犹如此》。

这篇散文，是为纪念他的同性恋人、生死之交王国祥而作。

称其为“血泪”之作，过于煽情。其实，通篇下来，白先勇与王国祥长达38年的情谊，无血无泪，更多是温馨，却让人不自觉中抵达人心最隐处，还来不及落泪，却已觉得伤心不已。

白先勇与王国祥相识于台湾，那一年，他们都读高二，刚好17岁。

他们俩同级并不同班。相识那天，恰巧两人都迟到了，在抢着上楼梯时，跌跌撞撞地，竟撞到了一起。谁料，这一撞，撞出了一段长达38年的风雨共度、守望相助的情谊。

他们一个好文，一个好理，为了各自的理想，彼此扶持，各自奋斗。高中毕业，王国祥为了白先勇放弃考取台大，同考成功大学。

在一起过了一年自由自在的租房生活后，白先勇又重考台大外文系，回到台北。王国祥也耐不住了，重考台大物理系。俩人懵懵懂懂，来回折腾，却不曾埋怨或分离，各自如愿地，同上一所学校。

白先勇与王国祥

白先勇说，他和王国祥的感情里，“包括朋友、爱人、儿时默契的伙伴等多重含义。”

确实如此。

王国祥生病，白先勇天天下课就骑着自行车去看望他；白先勇办文学杂志，王国祥跟着兴致勃勃，还省下奖学金，接济他；在美国，他们生活在不同城市，一个写作，一个做科研，于假期共同打理花园，日子过得充实、平淡，颇为满足。

但人生大限一到，无人能破。

两人携手抵达“知天命”之时，当他们认为历经的沧桑足以抵挡接下来的种种之时，人生的无常再次挥拳重击了他们。

早已成为过去的梦魇“再生不良性贫血症”，在王国祥身上复发了。

美国西医治疗无果，回台湾访中医，到大陆寻秘方……但凡有一丝治愈的讯息，白先勇便不顾一切地奔着光而去。来来回回，希望失望，曾失声大恸，也曾举手投降……

全力以赴，却仍一败涂地。就这样，三年过去了，王国祥的生命也随之一点一滴地耗尽了。

这就是天命，惶惶之中，你唯有听从。

1992年8月17日，和初识时一样，也是盛夏。白先勇执着王国祥的手，送他走完人生最后一程。

从此，他和王国祥，天人两分。

而后的日子，白先勇常常于这时怀念王国祥：

“春日负喧，我坐在园中靠椅上，品茗阅报，有百花相伴，暂且贪享人间瞬息繁华。美中不足的是，抬眼望，总看见园中西隅，剩下的那两棵意大利柏树中间，露出一块楞楞的空白来，缺口当中，映着湛湛青空，悠悠白云，那是一道女娲炼石也无法弥补的天裂。”

那一块无人能填补的空白，就是王国祥及其携手走过的38年。

在熊爷看来，白先勇先生是上天赐给人间的作家。

他出身豪门，却生于乱世；他是“军神”的儿子，却爱上了男人。

他的人生，就像一篇时代的史诗，就像一段流浪诗人的故事，独特的人生造就了独特的作品，而最幸运的是，这一切还在延续。

“写给那一群群，在最深最深的黑夜里，独自徘徊街头，无所依归的孩子们。”

这是白先勇先生作品里，熊爷最喜欢的一句。

因为，我们，都是其中的一个孩子 ……

熊爷的文章真是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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