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影节期间，适逢两部改编电影在院线热映：五阿哥执导的《嫌疑人X的献身》和寡姐主演的《攻壳机动队》。两部片子努力忠实于原著，却都引发了改编无法超越原作的批评，因为在许多人心中，原作实属难以超越之精彩。那么，对于已经很精彩的神作，改编电影是否真的无法“超越”呢？
看完北影节的特别放映单元的四部影片，你会对这个问题有自己的答案。
本次北影节特别放映单元特地将两组相似故事的电影对置放映，一组是中美对决：弗兰克鲍沙其的美版《马路天使》(1928)与袁牧之的经典作品《马路天使》(1937)，另一组，是中日较量：黑泽明的《在底层》(1957)和黄佐临的《夜店》(1947)。
美版《马路天使》已算得上神作。这个1928年的默片故事本身，承袭了格里菲斯在《赖婚》中构建起来的，可怜弱女失贞受辱－被救赎的虐心情节剧模式。这次，珍妮·盖伊饰演的因贫穷而走上绝路的美丽少女，遇上了单纯痴心的穷画家。
《马路天使》（美）
但导演鲍沙其将默片时代的光影玩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柔光，烟雾构造出的伟大的都市场景，把贫穷的男女主角映衬得美如天使。银幕上，唯美的光影中，有点像裘德洛的英俊画家痴心一笑，让人禁不住怦然心动；美丽少女楚楚可怜地盈盈落泪，又让人不由得为之心碎。
《马路天使》（美）
男女主角的逆天颜值和开挂演技，让这个叙事传统的情节剧每一帧都抓牢了观众的心。女主角的形象越纯洁无辜，她因贫穷而沦为街头流莺的情节就越让人心痛。
油画中的纯洁少女被高高的供奉于庙堂之上，现实中的贫穷弱女却匍匐在爱人脚下。
这个分外虐心的凄美故事，由此含蓄地指向了对社会不公的批判。美版《马路天使》也让女主角珍妮盖伊成为了第一位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并在伟大电影扎堆的第一届奥斯卡与《日出》、《第七天堂》等影片同时提名最佳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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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样的经典神作，中国导演袁牧之是怎么改编的呢？首先，他选择了颜值比美版更胜一筹的两位主演：周璇和赵丹。
16岁的周璇，撅着小嘴，编着辫子漫不经心地唱歌，赵丹穿着海魂衫拉着胡琴，都让人觉得青春的气息扑面而来。
他们诠释了真正的少女感，少年感。与美版脆弱纤细的美人相比，周璇的娇俏可人，赵丹的意气风发，都显得更接地气，有底层市井蓬勃的生命力。
《马路天使》（中）
其次，袁牧之借用好莱坞神经喜剧的外壳，冲淡了情节剧的催泪煽情。赵丹与周璇四两拨千斤的表演，用好莱坞神经喜剧与上海本土滑稽戏的无缝结合，处处体现出底层穷人的人情味，穷开心。
最厉害的是，在中国版《马路天使》中，导演并不回避悲情的故事内核，而是用一种不刻意体恤关怀的态度，直面悲苦，举重若轻地处理对时局的批评，没有直白的控诉，而是用多层次的幽默和隐喻表现。
周璇的四季歌，寥寥几句唱尽时局哀愁；从糊墙的报纸上找“有难同当”，找到的是“国难当头”；在沦陷的“半个上海”里，人们还在“粉饰太平”。开场的灯红酒绿的上海滩，从高楼摇到地下，描绘上海的底层，结尾又从地下摇回高楼，贫与富，地狱与天堂，不多着墨，却余韵无穷。这样高级的叙事手法让中国版的《马路天使》在好莱坞神经喜剧的外壳下，显露出家国情怀。
同样的用从高楼到地下的摇镜头，来描写底层生活，在改编自高尔基同名话剧的电影《在底层》中，黑泽明用第一个镜头就表明了态度：
这些生活在底层的社会边缘人物，都！是！辣！鸡！
黑泽明将故事从当代搬到了德川幕府末期的混乱社会，真实目标却直指50年代中期的日本社会。借古讽今的方式，使他得以更为尖刻地剖析底层人性的卑劣龌龊，生活的肮脏绝望。破败不堪的出租屋草棚里，小偷、妓女、戏子、房东夫妇、铁匠夫妇，每个人都卑鄙尖刻，毫无希望，在这个互害的社会里，人们似笼中困兽般奋力挣扎，以便苟延残喘。唯一可寄托的信仰，也是虚幻的谎话。
《在底层》
黑泽明对于人物刻画，忠于高尔基原著的冷峻。同样是幽默元素的运用，《在底层》拍出了与袁牧之《马路天使》截然相反的味道。偶尔的幽默诙谐之笔，更加重了故事的绝望感。故事结尾，穷人们的歌舞，跳出了末世狂欢的悲怆。
北影节影迷的抢票热潮让影迷们疯狂，也烘得这个春天暖意十足。但黑泽明用一部《在底层》告诉我们：对于观众，电影不仅可以是惨淡人生的麻醉剂，迷幻药，电影更是针砭时弊，剖析人性的手术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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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对高尔基这个欧洲经典文本的改编，黄佐临的《夜店》则用中国化的笔法，为原作的故事增添了一抹暖意。
在这个鱼龙混杂的底层客店里，每一个底层人物都对应了东方古典小说的典型人物。高尔基原著中卑鄙的小偷，成为了一个武松式的草莽英雄，夜店老板娘赛观音，被直接的影射为潘金莲。周璇饰演的老板娘小妹，是典型的可怜弱女形象。
石挥扮演的老板闻太师，则成了黑化版的武大郎。除此之外的十余个人物，都有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烙印。
保尔皮克威茨曾在《把外国文化中国化和大众化》一文中，对《夜店》产生的巨大影响感到疑惑，在他看来，这种人物改编把原著意义不明的人物变成了清清楚楚的道德判断。我对此不能苟同。
对我来说，影片对人物的中国化描述，并不是脸谱化的。这样的改动不仅没有削弱人物的复杂，减弱社会批判的深度，而且给底层人物的生活群像，增添了浓厚市井味道的生活气息，让原本单一的灰暗人物，有了参差多态的更多维度。最难能可贵的是，与高尔基和黑泽明不同，黄佐临导演对身处底层的贫苦人民，多了一份悲悯和理解。
在黄佐临的镜头下，可恨之人也有可怜之处。最心狠手辣的“潘金莲”赛观音，也有悲苦的身世，和对爱情渴望的破灭，做了坏事后也受到良心的谴责。如果说黑泽明的《在底层》里没有一个可怜之人，那么在《夜店》里，观众对所有互害的“可恨之人”都恨不起来。影片最后地狱般夜店的倒塌，也给生活在困境中的人们，新时代的曙光。这种乱世的批判中仍抱有善意的价值观，前与《马路天使》一脉相承，后与郑君里的《乌鸦与麻雀》异曲同工。
《夜店》截图
看罢四部影片，你会发现，这些成功的超越了原作高度的影片，正是借用了原作故事之酒杯，疏自己心中之块垒。忠于原著而不拘泥于原著，表达了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
你更会发现，相比之下，两部艰苦时局下拍摄的中国电影《马路天使》和《夜店》显示出了真正的中国气象，它们不刻意煽情也不回避现实，大胆地直面悲苦，却也不愤世嫉俗。立于同时代的世界影坛毫不逊色，甚至高出一筹。
《夜店》仅剩一场有余票
四部风格各异的电影，组成了底层生活的四重变奏。从中，你可看到爱情的凄美、生存的艰辛、社会的残酷，还有市井中的人性之光。
2017，我们可能继续为一处栖身之所埋头奋斗，但奋斗之余，我们还能用一场电影来调节、来思考。这个春天，不妨走进影院，在电影大师创造出的迷人光影中，品味人间百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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