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奇爱葛格、墨闻、蒂姆德普

奇爱葛格按：

我实在忘不了，吴天明导演当着我的面和台下几百观众，哽咽难耐以致落泪的那一幕。

他的委屈，他的痛心，他对世间关爱者的感恩，都在那泪水之中，无需再用语言描述。

但我当时根本也不晓得，这一刻意味着什么。

2013年8月，我在电影资料馆为吴天明策划了回顾活动，半年之后，他因心梗离世，享年75岁。

这是吴导在世时，参加的最后一次个人影展活动吧。

至今我仍想不明白，这个皮肤黝黑、声音洪亮的人，为何突然就永远地在我们身边消失了。

尤其初次相识，即是永别，那种滋味更是难以表述。

吴导去世的这三年间，故事还在继续，尤其遗作《百鸟朝凤》公映并“戏剧性”地取得优秀成绩，足以安慰他的在天之灵。吴导热爱电影，热爱脚下的徒弟，热爱青年一代，今日在天堂的某处，想必还有他充满热忱的目光。

在吴天明回顾展即将在全国开展之际，“文慧园路三号”将这篇沉甸甸的8000字的文章献给大家，也献给为中国电影殚精竭虑、奉献一生的好人吴天明。

他是优秀的艺术家，杰出的企业家，更是中国人文化精神的身体力行者。

他的作品，也必将如黄土地上那不绝如缕的唢呐之声，久久在世间回荡。

- 作为艺术家 -

丢掉戏剧拐杖：《没有航标的河流》的现实美

《没有航标的河流》剧照

从导演的代际划分，吴天明导演从美学风格上应该归为第四代导演：纪实美学。提到《没有航标的河流》就不得不提他的前一部联合导演的作品《亲缘》。今天再看《亲缘》从观影感受而来看，的确“好看”，“好看”在有着精致的“起承转合”的戏剧性结构。

但是，《亲缘》在当初放映后并没有取得很好的口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电影界叫嚷着“电影与戏剧离婚”的口号，《亲缘》的诞生显得不合时宜。同时，吴天明自己也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却去拍一部关于现代台湾的“人情物理”，心有余而力不足，造成了电影的虚假和浮夸。等到了《没有航标的河流》开始，吴天明就提出“宁失之于拙，勿失之于华”，好好实实讲述身边的故事，就是要拍自己最熟悉的农民，要让观众觉得电影亲切、自然。

如何电影看上去亲切、自然？那人物的塑造和把握就要接地气。《没有航标的河流》中主人公盘老五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不扭捏，不做作，形象丰富真实。

影片开始后，盘老五的形象一步步地展现给观众，一个历经风雨、满脸沧桑的排工，靠着船筏子，可以和年轻人嬉闹、喝着酒，说着俚语，光着身子扎猛子……随着故事推进，这个老排工的爱情故事出现了，时代造就了爱情的悲剧，盘老五和吴爱花的爱情没有能继续下去。

在“文革”动乱的年代，人人自危，盘老五见义勇为保护了徐区长，还要和李家栋等人“斗争”，观众认同喜欢盘老五，就是在因为那个动乱的年代，大家都是“沉默的大多数”，少了梁山泊的“替天行道”，而盘老五的出现，满足了观众伸张正义的快感。

歌颂爱情的崇高是电影老生常谈的主题。电影中在盘老五因为散拍，背了“磨盘债”，为了不让吴爱花以后跟着自己受苦，“背弃”了婚约；吴爱花在苦守七八年后，嫁作他人妇后，却因为政治运动，丈夫儿子都离她而去，自己一生是病，被生产队赶出来要饭。

两人在双河街面馆再次相遇时，如果不丢掉戏剧的拐杖，镜头立刻推给演员一个大特写，接着泪如雨下，痛诉自己的遭遇。吴天明导演在这里是这样处理的：

吴爱花：“可怜可怜，好心的大哥，给口热汤吧……”

正在吃饭的盘老五抬起头来，诧异地望着她，“爱花……”

吴爱花惊愕地睁大了眼睛，颤抖着嘴唇，却说不出一句话……

盘老五拉过板凳让她坐下，把一碗面递到她的眼前。

吴爱花慢慢地放下饭碗，捡起了被人撞到的讨饭篮，站起来，望着王老五，苦苦一笑，转身走了。

这种“静默”的处理，比起喧嚣的哭诉和争吵显得更能打动人。吴爱花在认出盘老五时候的心理状态是什么样的？是久别重逢的喜悦，还是对盘老五“背弃”爱情的怨恨，还是对盘老五对她“施舍”的感激……但是吴爱花的苦苦一笑却让观众看了更加难受，吴天明导演太会“悲天悯人”。

与吴天明导演之后的几部电影《老井》《人生》《变脸》相比，《没有航标的河流》的艺术价值或许没有那么高。但是从历史的维度来看，《没有航标的河流》正是吴天明导演风格的初步显现。

《没有航标的河流》结构松散，没有周密的“起承转合”，用时空交错的方式，把一条河，一张排，三个人讲了一个“悲天悯人”的好故事。与同时期的导演，注重形式的创新比如时空交错的剧作结构，以人物心理活动为线索来结构全篇，幻觉、梦境、黑白片交替、升格、降格、定格、无技巧剪辑、多画面……

在《没有航标的河流》里面，吴天明导演对于这些“技巧”的使用是“谨小慎微”，避免炫技，并且用的还是恰到好处。为了表现环境的纵深感，电影中有大量的广角镜头，但是为了保持电影的真实、自然，所选用的都是平视的角度，并未采用仰俯角度来夸张视觉造型。同时期的《天云山传奇》和《伤逝》在运用变焦镜头的使用得比较频繁，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中用的就比较谨慎。

如果说《生活的颤音》《亲缘》都带有集体创作的风格，《没有航标的河流》则是吴天明跻身中国第四代导演行列的重要作品。罗丹曾说：“美只有一种，即宣示真实的美”。《没有航标的河流》的美是在于人物塑造的真实、演员表演得真实，是题材的真实，是电影与现实关系的紧密结合。

“中国西部电影”和民俗传统电影

《老井》剧照

吴天明导演在之后的两部电影中将镜头对准了西部广袤黄土地上的农民， 在任西影厂厂长期间，他执导的《人生》、《老井》都以其对乡土农民的精准刻画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进入九十年代后虽曾遭遇变故而滞留海外无法继续创作，甚至还一度落魄到靠开录像店来维持生计，但归国后很快又凭借着对于川剧文化有着独到关注的《变脸》一片再度引起瞩目，直到近来取得口碑票房双丰收的遗作《百鸟朝凤》，不夸张地讲，吴天明导演将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电影事业。

《人生》剧照

正如焦雄屏在与吴天明的访谈中所评价的那样，他的作品从始至终都关注着中国乡土农村的时代变迁以及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对传统文化传承延续的各种影响。

如果说改编自路遥的小说《人生》还只是建立在原著基础上的一次命题作业的话，那么到了《老井》时，以孙旺泉为代表的中国农民质朴刚毅的形象就如同那太行山上的石头一般坚硬，由此也彻底奠定了吴天明以中国西部农民为主要表现对象的叙事策略。

张艺谋饰演《老井》主角

初看，《老井》不过讲了一个平平常常的打井故事。在太行山一个缺水的山村，以主人公孙旺泉为代表的村民们，祖祖辈辈，打了200多眼没水的井，但他们依然一辈传一辈接连打下去。

从影片结尾的石碑上看，这小小的“老井”村，从雍正年至今，为打井身亡的乡亲就有58人之多。但正如片中“募捐”那场戏里喜凤说的话一样：

“就是真打不出水来，也甭赌气说那要走的话。几百年了，看谁走出去了？咱这茬人不行，还有下一茬呢！总会打出水来的，老天爷长着眼呢。”

作为一部“西部电影”，《老井》在充分结合中国西部地貌特征、风土人情的基础上，不仅写出了“老井人”作为一个群体，为求得最起码的，人的生存条件所承受的重负与苦难；同时也揭示了“老井人”作为一个群体与残酷自然所进行的前仆后继的奋争！

影片中所有的人物，尽管他们身上都有着许多不甚光彩的侧面，但在总体上，却体现了一种精神，象征着中华民族的形象，既原始、愚昧、落后，又顽强、坚韧、耐劳，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充分体现出中华民族的内在力量。

《变脸》剧照

到了《变脸》时，尽管远离了故乡陕西雄浑壮阔的黄土地，但对于巴蜀乡风民俗、川剧与变脸艺术的拿捏得当更充分说明导演对中华民族民俗传统的坚守。

更重要的是，影片为吴天明息影八年的复出之作，五年旅美生活的经历，回国后的所见所闻，是吴导愈发感到人间真情的可贵。影片围绕身怀绝技的“变脸王”和买来的“孙子”狗娃的情感纠葛展开，呈现出强烈的“人情——人性——人道”的影像发抒，将中国人生命延续与传承的现实阻碍和哲学困境阐发得淋漓尽致。

影片的主题之一便是时代洪流下民间技艺面临失传的窘境，因为需要永久流传下来的不仅是技，更是德行操守和艺术境界，因此使得影片中变脸王爷爷与小孙子狗娃之间情感关系的变化显得尤为重要。在变脸王看来，收养孙子是满足延续香火的个人私心与传承变脸绝技的双重需要的唯一方法，故而在发觉狗娃是女孩后而处处嫌弃不予传授技艺，却终能被真情打动而放下封建成见，在成全他人的同时更救赎了自己。

《变脸》不仅有着对传统文化技艺传承的尊崇，对人间真情的歌颂，也对负面的封建腐朽做出了有力批判。人性善恶、信仰有无的冲突与沉思，都在这场事关民族技艺的传承与斗争中应运而出，继而体现着吴导对传统民俗凝重又满怀的深情。

商业潮流下的《非常爱情》《首席执行官》

《非常爱情》中袁立饰演女主角

80年代末，吴天明导演赴往美国，短短几年时间，94年他再回国之时，国内的电影创作环境已经大变样。

面对商业潮流，一向把聚焦点放在中国西部的吴天明在旅美回国后，竟然选择拍摄了一部城市爱情片，当大家问到是否是源自商业市场的压力，吴天明导演的回答是，“1994年春，我从美国回来，看到国内方方面面的变化，我忧喜参半。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和文化事业的迅速发展令我欢欣鼓舞，但商业大潮冲击下人们价值观念的混乱以及种种道德败坏的社会现象又令我忧虑不安。”

看似答非所问的答案，实际道出了吴天明导演拍摄这部影片的理由，吴天明导演希望透过这样一部作品，传达出其一贯秉承和提倡的的道德价值观，真、善才得以美。这部影片讲述的了医学院毕业的年轻姑娘（舒心）经过十余年艰苦的拼搏，忍受了常人无法忍受的艰难困苦，将受伤的未婚夫（田力）从植物人状态救助过来并恢复了体力和智能，重新走上工作岗位的故事。现在看来有些老套的故事设置和不可能真实存在的人物形象，实际是导演希望在当时的文化氛围中建立的精神灯塔。

同样的，第二部商业影片的创作《首席执行官》依然传承了吴导美好的道德理想以及民族大义，这部影片以青岛海尔集团首席执行官张瑞敏为原型，创作了海尔在张瑞敏的带领下，从亏损147万元面临倒闭的小工厂到全球营业额超过600亿的跨国企业的创业故事，极具传奇色彩的故事和人物非常贴合吴导一贯以来的核心道德理念。

导演以一种澎湃高昂的激情，执导了这部影片，在当时这部影片一度成为大家议论的热点，称之为“一部革命史诗性的作品”。

《首席执行官》剧照

吴导借助杰出人才的故事，传达出自己对于卓越人格的追求，片尾主人公说出的“你必须成为狼，只有你成为狼，你才有资格与狼共舞”的台词，恰是吴天明导演对于国家和民族的期望。而吴导这种用以道德感化、承载民族大义的创作思路，一直延续到其一生的绝唱《百鸟朝凤》之中。

而当《百鸟朝凤》再一次回到故乡陕西时，导演也以唢呐为契机，为已日益衰微的乡土农村、传统文化谱写了一曲哀婉悲歌。

影片的前半部分以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为背景展开叙事，这也是唢呐文化最后的一段光辉岁月。唢呐之于乡村百姓的意义，用影片中焦三爷的话来说，别说事关家家户户男女老少的婚丧嫁娶，就是大家平日劳作累了，吹上一段也能缓解乏意。在那时，自家孩子能吹上唢呐，哪怕只是四台、八台也是无比自豪的事情，更别提能学到传说中最高规格的“百鸟朝凤”了。

《百鸟朝凤》剧照

西影厂厂长

上个世纪80年代，仍实行计划经济的中国电影业制度是国有电影制片厂制度。这个制片厂和好莱坞的大制片厂听起来相似，兼具制片、生产、发行及放映管理，但其承担的社会功能完全不同中国电影制片厂的目标是“社会主义”事业生产，有着较重的意识形态功能，而非大众娱乐导向，更非为了电影企业商业利润，这种浓厚的政治色彩可以视作为后文革时代的余波。

直到1984年，中央颁布《中共中央关于紧急体制改革的决定》，各大电影厂定性为事业性，但进行企业化管理，开始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中国的电影制片厂迈入了历史性的时刻，开始艰难的转型路程，而此时，恰好是吴天明担任西影厂厂长第一年的时候。

1983年10月，年仅43岁的吴天明被陕西省委的一纸调令，从西影的一名导演，变为西影厂的“第一掌门”，成为继钟纪明、田炜之后，第三代掌门人。吴天明的家庭出身可谓是根正苗红，祖籍山东莱芜，父亲是一位老革命家，曾任陕西省石泉县县长、省民委负责人之一、中共安康地委书记等重要职务。吴天明在西影做导演期间，便已经因为《没有航标的河流》一跃成名，成为国内最为有名的导演之一。

良好的家庭背景加上自身的导演成绩，吴天明成为西影厂厂长虽然意外，但也完全在情理之中。

“制片厂是企业，没有商业观点是不行的。要给国家上交利润，要使企业得以发展，没钱一切都是空谈。今后，我们拍的影片中，50%以上赚钱，20%左右要渴求艺术质量，20%左右要服务于宣传工作，即或是这部影片，也要拍得使观众喜闻乐见。”

导演出身的吴天明，并没有艺术创作者的扭捏，面对企业管理，丝毫不含糊，目标明确，条理清楚，说一不二。吴天明在中电视台新闻频道“面对面”栏目改革开放三十年特别节目《决策》采访时说，“艺术副厂长我不干，要当就当一把手。因为在中国，一把手说了算对不对？咱（当时）这个法制不健全，基本上还是一个人治嘛。你说话又不算话，你想做点什么事情，禁止点什么事情，你说话不顶用嘛！”

正是吴导如此当机立断、审时度势的判断力、决策力以及领导才能，使得西影厂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最有效的发展，“来之能战、来之善战”的生产理念，让西影厂上上下下的精神状态有了巨大的转变。

或许因为吴天明童年时跟随母亲逃亡的缘故，吴天明骨子里有一股倔强不服输的韧劲，强势做事，坦荡做人，这种性格使得他在担任西影厂时顺利推行了厂长责任制。吴天明要求厂里所有人都必须工作起来，不能出现“闲人吃闲饭”的情况，奖罚分明，以摄影车间为例，所有人必须扛着机器去拍摄练习，不能不会，最后的结果便是能者多劳，多劳多挣。

吴天明还组织电影学习小组，组织大家一起讨论交流学习，西影厂的老员工回忆，当时西影厂里经常进出学习交流的年轻人都是目前中国耳熟能详的大导演。吴天明当时订了一个计划，希望在88年以前，西影厂建厂三十周年时去全厂职工的文化水平可以提高到高中文化水平，这个目标在今天看来非常不足挂齿，但是对于当时刚刚经历了十年文革的恢复时期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当时，吴导创办了一所电影技工学校，鼓励和支持青工上电大、函大，公费送有意愿学习电影专业知识的西影厂职工上学、进修、深造，甚至在西影厂内部开了学习英语的辅导班，四十多岁的吴天明和职工们一起学习英语。

除此之外，吴天明厂长连后勤工作都会亲自管。84年春节，厂里一位职工回乡探亲，他住的那个单元下水道堵塞，上面五个楼层的粪便、污水顺管道流下，又从一楼他家地厕所漫出来，然后从门缝漫出到楼外。那位职工回来后，室内淤积了两三寸厚的污垢，门都推不开，吴天明听到之后立即赶到现场，马上通知全厂中层以上干部到现场集合开会：“……许多踩着转头从楼道里走来走去，五六天无人过问，西影厂地共产党员都死光了吗？我们的责任感哪里去了？阶级感情哪里去了？……”

 以上种种可以想见，吴导虽然严苛，却深得民心的原因。当时西影厂职工的学习和工作热情在“铁腕领导”的带领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

在吴天明的带领下，从 1983 年西影厂拷贝发行量居全国倒数第一，没有一部电影居全国上座率高的 10 部电影之中，上座率最低的 7 部影片中却有 3 部属于西影厂。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西影厂获得国内外各类奖项 100 多次，输出影片占到全国电影总输出量的四分之一，高居全国之首。

《老井》获奖后，吴天明同主创的合影

按照工作履历与从影时间来看，吴天明与当时其他的几位电影制片厂厂长如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厂长汪洋，上海电影制片厂厂长徐桑楚、长春电影制片厂厂长苏云、峨眉电影制片厂厂长袁小平等相比，资历尚浅，可他却在短短六年的时间里把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名字推到中国电影界金字塔的最顶端，让中国西部电影冲出国门走向世界，这样的情况即使在今天依旧是无法超越的壮举。

我们理性地客观分析，在当时，论艺术才华，吴天明不是最优秀的，论学历自学成才的吴天明与学院派相差甚远，论人脉关系吴天明不是最广的，论导而仕的也不只吴天明一个人。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正是这位不怕得罪人、要做就要做到底的陕西导演，成为了当时台湾电影界盛传的传奇人物，“大陆有吴天明，台湾没有”。

第五代导演的教父

 1983年10月至1989年3月，担任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的吴天明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在任期间他知人善任并一手提拔起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黄建新等诸多年轻人，助他们拍出了《孩子王》、《红高粱》、《黑炮事件》、《盗马贼》等足以改变中国电影史进程的作品，这才有了日后名扬国际的“第五代”。

在任的短短数年内，吴老不仅令当年业绩不佳的西影厂一跃成为全国名列前茅电影制片厂，更为中国电影的辉煌注入了无数鲜活的血脉。

张艺谋、巩俐和吴天明合影

张艺谋谈到吴天明对他的信任与支持，“天明为人正直坦荡，天下难得。是他帮了我一生的事业。没有他对我毫无保留的信任和支持，就没有《红高粱》！”

据说，张艺谋曾经拿着剧本去过好几家电影制片厂请求帮助拍摄但均遭拒绝。后来张艺谋找到吴天明，吴天明全力以赴的支持张艺谋的拍摄。黄建新在给吴天明当了场记后，就被送到电影学院学习，“回来以后，吴天明直接让我独立拍片，这才有了《黑炮事件》一炮打响。”

1993年2月吴天明与李安合影

第五代导演周晓文在采访中感慨：“没有吴天明，或许就没有我这个导演了，或者说，起码要推迟很多年，吴天明扶持年轻导演的胆量和勇气在当时没有人能比。”《双旗镇刀客》和《天地英雄》的导演何平对刚进西影厂时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那时候西影厂有一个特别破的招待所，特别特别老。我一进去，一进招待所就碰见田壮壮，在那儿筹备《盗马贼》呢！过两天我又看到艺谋、凯歌，包括夏钢，很多很多年轻导演都在那儿。”

这样的创作氛围对于在追求电影理想的道路上受尽苦难的第五代导演来说是一片难能可贵的沃土而吴天明就是提供了土壤并且殷勤的为第五代浇水施肥的人。正如黄建新后来所言，“这是一个把责任放在第一位的人。他因为有这种精神，他才能笼络当年国内最富有创造力的一批人，才能出来。”

- 作为中国人 -

一次工作机会，得以和吴天明的女儿吴妍妍女士同行。席间，吴妍妍女士谈到和父亲在美国生活的时候，父亲会自己下厨做羊肉泡馍，叫上邻里老乡一起来吃。陕西正宗的羊肉泡馍可不想北京店里卖得那样一小碗，正宗的泡馍要用死面做成面饼，然后再一点点掰碎，而羊肉则要炖上一天一夜，把所有的羊肉汁儿都熬得十里飘香，才叫入味。

吴导每次一做就是一个巨大的锅，摊很多面饼，煮一大锅肉，每次做都要提前三天准备。基本上一做羊肉泡馍，隔老远大家都能闻到，到时间了大家就会不请自来，吴导就一人抛过去一个饼，大家各自盛肉喝肉汤。吴导这样一位铁骨铮铮的陕西汉子在异国做家乡菜、会家乡人的形象，在吴妍妍女士的描述下，显得可爱、可亲又可敬。

2016年5月6日，电影《百鸟朝凤》于全国公映，此时距离本片的导演吴天明去世也已有两年多时间。这位终生战斗在中国电影阵线上的“第四代导演”自己可能都未曾料到，这部在他生前都未能发行的遗作竟能够时隔数年后重见天日；更不可能想得到作为艺术人文电影的《百鸟朝凤》竟因方励的“一跪”取得不可思议的票房佳绩。说到这里，或许还有很多人不知道吴天明是谁，更不了解他的去世对于中国电影意味着什么。

伴随着步入九十年代的中国所面临着时代变革后的阵痛，传统文化的全方位式微已是不争的事实，以唢呐为代表的传统技艺辉煌不再也是伴随着乡土农村的转型（落没）而一并进行的。纵使游家班把唢呐吹得再响，也无法挽回那日渐流失的听众，面对着曾坐在太师椅上风光无限的唢呐匠们如今究竟该何去何从的拷问，又岂止是天鸣，即使是焦三爷也根本给不出答案。当眼睁睁看着师兄弟们纷纷改行转业的现实却也无能为力时，他们唯一能做的，也就是继续固执地吹下去了。

吴天明对唢呐文化的传承显然是持悲观态度的，也因此赋予了影片后半段更多沉重的悲情色彩。当天鸣在西安城墙上亲眼目睹唢呐竟沦落至一项街头乞讨的曲艺时，纵使再痛心疾首，却也只能像面对师父病情时一样的束手无策。即便能够躲藏在国家保护的羽翼之下，越来越与年轻一代脱节的民俗传统恐怕也很难实现复兴。似乎唢呐文化的销声匿迹就如同焦三爷那逐渐消逝的生命一般显得不可抗拒，而天鸣在师父坟前的一台独奏也更像是替唢呐吹响的一出绝唱，令人无比唏嘘。

对乡土农民的深切眷恋、对传统文化的执着坚守、对真挚情感的细腻表达，这不仅是电影《百鸟朝凤》的动人之处，更是这个执拗的老头儿终生坚守的电影理念。坦率来讲，相比于《老井》、《变脸》，本片与国家主导的“工匠精神”、“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确形成了更为紧密的契合，但这并不表示影片就此成了“主旋律”电影，而更应该将其看做是一部关心中国社会的共同体构建与前途问题的诚意之作。

在人生晚年依旧有如此气度拍出如此作品，着实令人钦佩。吴天明终其一生都选择用影像来守护乡土中国的古老传统，无论最终能否成功，他都已功德无量！   

时值吴天明逝世三周年之际，中国电影基金会吴天明青年专项基金联合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在4月20日至5月8日期间在北京、上海、广州、西安、成都、青岛等全国多个城市共50家影院开展“吴天明和他的中国电影”回顾展。

此次展映将放映《没有航标的河流》、《人生》、《老井》、《变脸》、《非常爱情》、《首次执行官》和《百鸟朝凤》共7部影片，全面回顾吴导生前创作，希望吴天明导演的精神永久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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