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秦朔

健康

4月14日下午，应上海交通大学高级金融学院的邀请，我主持了“研究中国的真问题——吴敬琏谈中国改革”的活动，聆听了这位88岁高龄的经济学家的演讲以及和张春、严弘、韦森、陆铭四位著名学者的讨论。

吴敬琏出生于1930年1月24日，自幼身体薄弱，生父吴竹似给他取了个小名“长明”，希望他能够长命。吴敬琏一岁半的时候，吴竹似因肺结核不幸去世，吴敬琏靠母亲邓季惺的悉心照顾，平平安安地长大。邓季惺的父亲叫邓孝然，创办过煤矿开采、织布、造纸等实业，当过成都的中国银行行长，属于中国最早的民族资产阶级。

吴竹似和好友陈铭德在1929年共同创办了《新民报》，学法律出身、当过律师的邓季惺也在1936年加盟《新民报》主管行政财务和经营。《新民报》是当时中国最成功的民办报纸之一，也是后来的《新民晚报》的前身，1948年7月8日蒋介石发出手令永久停刊。

吴敬琏的女儿吴晓莲在《我和爸爸吴敬琏》一书中写到，可能是因为幼年体弱多病的经历，成年后的吴敬琏对自己的健康一直比较敏感，加上起居自律，年纪越大反而身体相对越好起来。他母亲对他，却是一辈子都特别在意，掌上明珠般悉心照顾、引以为傲、甚至到爱屋及乌的地步。

吴敬琏与父母和大姐 吴敬媛（后排左一）和二姐 吴敬瑜（后排右一）

之所以做上面这些梳理，是主持活动那天下午，我深切地感受到健康长寿对一个学者的重要。吴敬琏步履从容，站着演讲一个小时，圆桌讨论和回答听众问题又是一个多小时，思维和反应仍十分敏捷。他刚刚把他关于改革的三本重要专著《论竞争性市场体制》《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中国增长模式抉择》结集，以《中国改革三部曲》的总题由中信出版社出版。在演讲前一天，他还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给学生上课。

顺带说一下，吴敬琏是中欧的宝钢经济学教席教授，多年来教学一丝不苟。他待人温和，但对学生的要求十分严格。我曾听中欧的一位管理者说，有一位副部级企业官员在中欧读书，因为作业由秘书代劳，而秘书代写时又大段拷贝了吴敬琏的一篇文章，吴敬琏问他是不是别人代笔，他坚称没有，结果被批为不及格，导致最后无法毕业。

学习

除了健康长寿，吴敬琏给我的第二个深刻印象是学习。他的一生就是学习的一生。过去听他的学生说，1983年1月，时为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的他作为访问学者到耶鲁大学访学一年半，53岁才开始系统学习现代经济学，每天拿着笔记本，从本科基础课程到研究生讨论都参加，同时还要恶补英语，由于过于艰辛操劳，回来的时候头发都白了。

1984年，吴敬琏调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从此开始了为中国市场化改革不断建言、传播知识的历程。“如果说中国有一位经济学家的意见永远值得听取的话，那就是吴敬琏。”这是《中国改革三部曲》的广告语，以过去30多年的岁月为尺度，这样的评价并非过誉。

1983年在耶鲁读研究生的钱颖一曾经和吴敬琏一起上课，他后来说，“吴老师思想的深度和学术性跟他对现代经济学系统性的学习和认识是分不开的”。正是由于系统学习了现代经济学，吴敬琏在思考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问题时一直坚持“整体改革论”的方向。

自1954年从复旦大学经济系毕业分配到社科院，到改革开放，吴敬琏经历了那个时代多次的政治斗争洗礼。他曾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管制起来。在“五七干校”的劳改队，他和杰出的思想家顾准一起劳动，深受其影响。为什么革命者为了美好的理想而奋斗牺牲，最终看到的却是“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局面？这是顾准提出的“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求索，从此没有离开过吴敬琏的大脑。而他找到的答案，就是市场化和法治化。在《中国改革三部曲》再版之际，他在后记中说，“就是想尽自己的一份力，并希望它能有助于全社会凝聚共识，坚定地走市场化、法治化改革道路，为中华民族争取更加美好的未来”。

1974年12月2日深夜，顾准去世。守在他身边的吴敬琏帮着把他的遗体推进了太平间。

吴敬琏与妻子、女儿

1972年吴敬琏从干校回到北京后，成了不积极参加政治运动的“逍遥派”，迷上了装半导体收音机，甚至还买过电器材料准备装电视机，最后因妻子周南担心他天天弄电烙铁有危险才被叫停。吴敬琏继续投入被顾准所启发的学习中，学历史，也学英语，10册总计5000多页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按照每天读完50页的速度雷打不动地去啃。吴敬琏大学学的是俄语，基本是靠着自学打下了英语的基础。除了英语和西方历史，吴敬琏也研习了中国历史方面的《纲鉴易知录》《资治通鉴》等等著作。

无论外部环境怎样变化，吴敬琏始终如一地坚持学习和思考问题。他最重要的学术和思想的成果都是在五六十岁之后才绽放的，这给所有致力于研究与创作的人们一个深刻的启示：学习是一切进步的源泉，而且永远不晚。

一以贯之

吴敬琏给我的第三个印象，是对自己的观点一以贯之的坚持。

吴敬琏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进步，关键在改革开放，而目前存在的诸多问题，症结在于“基本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他说，无论是1981年就提出的“围绕提高效益，走出一条经济建设的新路子”，还是1995年提出的“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2007年提出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一直到2015年提出的“供给侧机构性改革”，其实讲的都是一回事，就是提高效率，实现经济增长模式（或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贯穿几十年发展就是两条基本线索，一个是增长模式转型，一个是体制变革。这两条线索又和两个基本问题相关，就是“市场经济为什么优于计划经济”和“政府的功能究竟是什么”。

吴敬琏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始终说自己相信的话，用最基本的道理解释现实中的各种现象，不唯上，不媚俗。

他说，如果把去年以来煤、钢、黑色冶金等产品的普遍涨价，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指标改善，看作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成功，那很可能是“伪供给侧改革”。经济结构的调整，一种方法是由政府框定哪些产业和企业应该上，哪些产业和企业应该下，然后实施选择性的产业政策，甚至直接下达指标来进行调整；另一种办法是通过市场，借助反映稀缺程度的价格机制来引导资源的配置，使资源从效率低的地方流出，转到效率高的地方去。两相比较，前一种看起来简单易行、直接有效，但是如果政府不知道什么样的结构才是好的结构，只是按照长官意志、用行政手段“调结构”，就会出现诸多不良后果。

他说，计划经济之所以不行，是无法有效、真实地处理信息。他曾参与过某年国家计委的计划制定工作，发现下面上报的时候，所有的产出信息都少报，所有的投入信息都多报，因为要加一个保险系数。计委知道下面虚报，就核，就砍一刀。基层知道你要砍刀，所以投入信息会报得更多一些，叫“头戴三尺帽，不怕砍一刀”。连真实的信息都得不到，做出来的计划怎么能科学呢？

他说，我对雄安完全没有发言权，但我希望从基本理论来说，就是一定要市场导向。城市化的功能在于能够聚集专业人才，创造idea（理念、技术、思想等），它是各种各样的交流、想法的汇聚地。他说曾到苏州调研，苏州人抱怨从西部地区找了一些人才，来几个月就跑上海去了。

他发现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人才所在的行业，上海的人才足够多，有积聚效应，如果不去上海，在苏州，过几年技术就落后了。所以他给苏州的领导提建议，既要发展城市化，也要发展专业化，就是在某些领域里形成专业聚集优势，这样人才才会愿意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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