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台铭之问引发关注的原因是什么？背后的真问题是什么？当下“大学生过剩”与“技工严重缺乏”冰火两重天的反差格局，该如何破解？

郭台铭之问，其实并非新问题。不过，与早年珠三角经常性用工荒不同的是，今天制造业面临的问题已不仅仅是地域性劳动力结构性失衡，更是国家层面如何培养更多技术人才，助力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命题。

郭台铭之问直指制造业高端人才短缺问题

大学生动手能力差，不能怪大学生，因为除了个别工科专业，大学教育本来就无意于技术教育，问题出在职业教育上。换言之，郭台铭之问其实可等价于：为什么今天的中国，宁愿培养“就业难”的大学生，不愿培养“千金难买”的技术工人？

△郭台铭 资料图

高端人才短缺归因职业教育的弱势地位和其本身问题

这其中，既有职业教育在整个教育体制中的弱势，也有职业教育本身的问题。50后、60后甚至70后是“大学饥渴”的一代，对下一代“上大学”有很强的补偿心理，这种补偿心理不变，蜂拥向大学的局面就很难变。同时，几十年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扩大了就业但做低了工人地位，工人成为“白菜价”的代名词。当教育成为一种投资，你不能否认补偿心理之外的选择的合理性，如果技术工人的身价不变，社会评价不变，职业教育就很难抬起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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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职业教育自身也有问题。不少职校师资差、设备少、教学水，甚至习惯“在黑板上种田”“在课本上开机器”，职校与真实经济发展脱节太多、专业不能建立在产业链上。如此一来，企业自然也不买账。与此同时，职业教育要扩大生源还需要解决供需结构的失衡问题。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朱永新就撰文指出，优质的职教资源集中在发达地区和城市，面向贫困地区的招生有限；贫困地区有接受职业教育的需求，但是学校基础薄弱。要激发职业教育更广阔的活力，需要让不匹配的供需匹配起来。

既需要爱因斯坦 也需要鲁班

纵观欧美各国发展历程，制造业是强国之基，而高质量的技术人才则是基石之基石。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将扬工匠精神、厚植工匠文化、培育众多“中国工匠”放在突出位置。换个角度说，当脱虚向实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共识，我们需要更多实用型人才为这个时代的实干精神涂上底色。正如今年两会上工信部长苗圩所言：“教育体制上一定要进行改变，要加大职业教育的培养力度：中国不需要800万大学毕业生都去做工程师、科学家，去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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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庆幸的是，让更多高质量的工匠涌现不再只是口号。去年底，教育部、人社部、工信部共同编制了《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为贯彻落实《中国制造2025》、进一步提高制造业人才队伍素质提出了更具体的方案，比如推动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学生实习和教师实践岗位、逐步分类推进中等职业教育免除学杂费等。另一方面，因历史原因导致的大学饥渴症正在缓解，同时，随着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技术工人的报酬在不断抬升，甚至有不少已经超过普通大学生，对职业教育的偏见也因市场定价而发生改变。

在两会上，教育部长陈宝生说：“我们既需要爱因斯坦，也需要鲁班”。如果说爱因斯坦还可以大隐隐于伯尔尼专利局，那么要催生一大批为实现制造强国战略目标为托底的鲁班，就不能只靠天才的自我修养，而需要一个更崇尚鲁班的社会，一种更厚爱鲁班的时代风气。

文丨央视评论特约撰稿 之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