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第23篇原创文章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社会的空气里，激荡着理想、激情、良知的火花，经济改革取得骄人的成绩之后，国家从上到下，开始小心翼翼地尝试政治改革，我的父亲，在那个时候，风云际会，成为一名县区级的人大代表，经历了三年参政议政的时光。

角落的岗亭，长辫子的铰链电车，苏联风格的砖楼，忙碌的人群……一言难尽的八十年代。

“选民证”与“人大代表候选人”

1986年，父亲在兰州军工系统某子弟学校任教，身为60年代的名牌大学毕业生，父亲心怀家国忧，时不时有针砭时弊的“豆腐块”发表于报刊。

那时没有互联网，也没有自媒体，因此纸媒成为从个人意见转化为公共舆论的主渠道。

父亲的评论发表数目渐多，其言论为某些官人所不喜，但在民间及媒体界，却颇受好评，因此父亲在当地也算是小有名气的“意见领袖”。

1986年底，父亲所在的兰州市城关区人大代表开始换届，当时城关区按街道划分了若干选区，而代表就是从这一个个选区中选举产生。

父亲所在单位地处城关区东郊，隶属于拱星墩街道选区，街道又将所辖选区划分出来若干片区，分区选举。

据父亲回忆，拱星墩街道选区内，军工单位片区一共两个名额，但是作为政治改革的试水产物，那一届基层选举，片区可以推荐三位候选人，最后试行差额选举，此举在当时也可以视为领风气之先。

选举基层人大代表，对于工厂而言，是当时政治生活的大事，工厂为此特别召开会议，动员职工，发扬民主，酝酿提名。

会后，随即成立专门机构，进行选举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并将工作进展直接向街道选举工作小组及时汇报。

当时中越边境的冲突仍在时断时续，军工厂在职工家属中的威信如日中天，组织动员一声令下，民众积极响应。工厂从上到下旋即迅速行动了起来：厂办印制选民证，保卫科遴选符合选民资格的名单，中层干部负责包干生活区，挨个楼道宣传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的重要意义……

不出两天，工厂办公大楼前就张贴了红榜，上面列出本区选民名单，盖着大红印章的选民证随即发放到手，选民证是公民拥有选举权的有效凭证。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选民证，印章为“兰州市城关区选举委员会”。

因为引入了差额选举，工厂上下，在酝酿商定候选人时，显得格外慎重，如果推举出来的代表候选人在片区内的差额选举里落选，会让领导和职工都觉得很没面子。

与面子相比，更重要的是当时社会间涌动的宽松政治气氛，经历十年“文革”浩劫，社会整体上下经历了十年反思，朝野之间对于摒弃“无法无天”和极“左”，向往民主和法治，有着高度共识。社会在不断推进经济改革的同时，也开始试行政治改革，解放思想持续深入。

出于对深化改革的支持，对时代发展的期冀，选民们对于手里薄薄的一张选票分外重视，摩拳擦掌准备当家作主，行使神圣的“一票权”。

那是一个充满理想、激情、良知的年代。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作为一直崇尚民主，为深化改革鼓与呼的父亲，被工厂上下推举为人大代表候选人，也就不足为奇了。

另外，有着多年从教经验的父亲，素来是以无党派属性的民主人士出现在公众视野中。这一“无知民（无党派，知识分子，民主人士）”的面貌也暗合了上级对“代表政治构成”的要求。

一言以蔽之，父亲身上的诸多标签，决定了，他能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成为工厂上下一致推举的代表候选人。

从候选人成为正式人大代表

父亲所在的片区，各个单位交错集中。待片区内各个单位推举的三位候选人水落石出后，经过街道工作小组的确认，就在各个单位显眼处，张贴候选人红榜公示。

看到红榜上有父亲的名字，厂里不少干部职工喜滋滋，纷纷表示届时一定投父亲一票。

当时的社会风气，逐步从解冻复苏到春风拂面，在沿海不少城市，已经有候选人为自己拉选票的“竞选”活动了，但是在保守的西北内陆，差额选举已算是突破，遑论其它。

投票日期就定在1986年12月，那时候还不时兴圣诞节，工厂选民投票选举人大代表便成了不是节日的节日。

父亲至今还记得那个场面，在工厂俱乐部外的桌子上，放着一个红色的票箱，凛冽的寒风也消减不了人们选举的热情，激动的选民们凭选民证入场，列队等待领取选票。

每位选民领到选票，认真填写好后庄重地投进票箱，完成选举之后，列队按次序退场。

选票印制很简单，片区推举的三位候选人，名下空格，供画勾画叉。另有空白栏，如果对上述候选人都不满意，可以自己另选。

在没有竞选演说提前预热，领导对新生事物保持默认宽容的时代，决定选情的，往往是候选人以往在该地区的名望与影响力，而在这方面，被誉为工厂“意见领袖”的父亲，无疑占得一定先机。

翌日，选举结果揭晓，经差额选举，父亲正式当为兰州市城关区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人大代表的工作点滴

1987年1月，父亲正式出席城关区第十一届人大的第一次会议。

城关区是甘肃省会兰州的第一大区，代表人数众多，偌大的礼堂座无虚席。   

当时民风淳朴，敬重文化人。拱星墩街道办事处主任，一位和蔼可亲的大姐，主动和父亲打招呼，招呼到前面就座，并且介绍代表互相认识，父亲印象较深的是代表来源，除了几位厂长，还有派出所的所长、工程师、大学教授、中学老师、小学校长和一线的工人师傅，代表性堪称广泛。

初次履新，年逾不惑的父亲不禁有些跃跃欲试，想要在这个位置上，做出一番成绩，以不负选民的重托，也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代表的工作，基本上可以列为以下几类：体察民情，反映民意；监督和协助政府工作；提出建议或批评，提高政府执政能力。

当时，拱星墩街道所辖段家滩片区居民强烈反应子女入学难，呼声传到了人大代表的耳朵里，拱星墩街道办事处张书记组织选区内的人大代表，进行了一次专项视察。

代表们赶到学校，先是实地考察校园基础建设，又深入居民区了解入学实际困难，最后是和学校校长教师座谈，倾听他们不堪重负的呼声。

经过近一天的走访调查，代表们发现诸多问题：学校是五十年代所建，教学场地严重“供不应求”，班额超大，每一个教室都塞满了孩子，不仅影响教学质量，更有严重的安全隐患。而学校扩建用地及资金都空难重重。

当天视察完毕，代表们经过讨论，形成共识：解决入学难是当务之急，回去撰写专题书面报告，转递给城关区相关部门，寻找一条稳妥解决之道。

父亲身兼教师和人大代表的双重身份，视察报告的起草，自然落在了他身上。

父亲熬了一个通宵，拟就报告，建议从招聘教师，增设班级，扩充校舍等几个方面入手，破解难题。

八十年代的小学校园，厚重的木门窗，简陋的乒乓球台。

街道书记看到报告文字稿，极为满意，当即通过城关区人大常委会转交至城关区教育局，待到秋天新学期开学时，新校舍规划图纸已经通过相关部门审评，进入实施阶段。

多年后，父亲回忆当年为解决入学难而做出的努力与付出，依然不无欣喜，觉得自己毕竟还为选民忠诚呐喊努力奔走过。

1988年，改革探索进入深水区，企业的经济腐败问题，成为群众关注的焦点。人大代表圈也不例外，就在第二次人代会举行期间，区人大代表、市属某工厂厂长，涉嫌贪污受贿，媒体都公开点了名。

对此，不少人大代表都保持缄默，但是父亲却在人大会上联名提出临时动议：为了维护人大代表的纯洁性，要求区人大依法罢免涉案者的人大代表资格。这一下，人大内部可是炸开了锅，但代表们“热议”了半日，便没了下文。“关键的少数”区人大的头们胆小怕事，主动放弃了依法行使权力的良机，也给父亲等敢建言勇担当的代表泼了冷水。

进入八十年代的最后一年，政治改革如同物价一样，进入了加速车道，当时出台一项新举措，评议人大代表，此举旨在表明：人大代表也要接受人民的监督和评议。

父亲作为人大代表，正在向选民代表做述职陈述。

当时政治环境相对宽松，勇于尝试新鲜事物，父亲人大代表的述职，博得好评不少。

当时评议会开了一天，先由代表本人述职，而后接受选民评议。
来自电影制片厂的马工，讲话风趣幽默，给父亲的印象很深。马先生是东北五十年代的大学生，通俄语，加之年轻俊秀，当年常被被组织派去参加重点工程项目，工余有一项重要任务，是陪苏联女工程师阿姨喝伏特加，跳交谊舞……

父亲与马工程师惺惺相惜，马工身为民盟成员，钦佩父亲仗义执言，为民请命，不惧权贵。倾心交谈之余，建议父亲加入民盟。父亲应允，后马工告知父亲，因父亲所在单位系军工企业，不允许发展民主党派成员。

父亲闻言，只轻轻说了声“噢，原来如彼！”

身不由己的谢幕

驹光过隙，三年匆匆即逝，区人代会又该换届了（当时相关法律规定，地方各级人大代表每届任期三年）。

拱星墩街道的主任，受上级人大委托，与父亲有过一次促膝长谈。考虑父亲能言，善文，真诚建议父亲再任一届人大代表，以便做好新老代表的衔接过渡。

父亲感谢街道的美意，但他知道江湖规则，身不由己。

那个冬天，天气显得分外寒冷。选区人大代表候选人红榜上，再没有出现父亲的名字。
跨世纪之后，他老人家与“选民”都渐行渐远了……

春节回家，偶然翻出来三十年前父亲的人大代表视察证，对于父亲当过人大代表这段过往，我知之甚少，好奇心起，缠着老父，讲了一下午。

发黄的纸张，鲜红的印章。

一张心怀家国的书生黑白照。

这一切，连同父亲那一代人，所亲历的某些片段，凝固在这一薄薄的小红本中。

将小红本捧在手心，感知到时代朝气的呼吸；听到历史激荡的心跳，属于1980年代的永恒回忆。

在2017年两会闭幕的前夕，回想30年前，那个时代，像父亲般许许多多的人大代表，他（她）们为实现民族自我更新，而曾经付出的诸般努力，不应该就这样在历史中销声匿迹。

于是，有了这篇文章的诞生。

2017年3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