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核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的档案室，珍藏着174本笔记本以及各类手稿，娟秀的字迹，白纸行文如同有格子般工整，让人叹为观止。半个多世纪的岁月积尘、时光磨砺，泛黄了纸张、磨损了纸角，但却无法褪色烙印在笔记上的拳拳爱国之心、倾尽毕生心血的忘我奉献， 以及笔记背后写就的一代才女的传奇人生——
从海外深造取得举世瞩目学术成果，到毅然回国从零开始终生埋名奉献，她用三次转行，肩负起国家的重托，并带领团队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批高浓铀；从国际科学界一颗耀眼的明星，到鲜为人知的国家核事业守护者，她用耀眼的光环，筑牢了共和国安全基石，照亮了核事业来路，却从此黯淡了自己在科学星光大道上光华，隐姓埋名30余年……直到她的名字再鲜人为知。
她就是中国核物理学家、中国铀同位素分离事业的理论奠基人—王承书。吹散时光尘埃，打开泛黄的笔记，亦如穿越时空，再见烙印在时光中的科学巨人——王承书。
“虽然中国穷，进行科研的条件差，但我不能等到别人把条件创造好，我要亲自加入到创造条件、铺平道路的行列中。我的事业在中国。”档案室内王承书的众多笔记本中，其中一部分是其海外深造时所写，字里行间分明可以感受得到科学家严谨的治学态度，以及对祖国的炽热思念。
有人说，优秀是一种习惯，这极致地体现在王承书身上。出身书香门第的她，一路求学无不成绩斐然。1941年，曾荣获燕京大学最高荣誉——“斐托斐”名誉学位的王承书，再一次“惊艳四方”——获得美国巴尔博奖学金，并收到来自密歇根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这些耀眼的成绩不仅为王承书一次次开启求学的全新天地，亦打破了世人对于女子刻板的印象。
随后的15年海外深造，让王承书的才华与能量得到充分的释放，也让她誉满国际科学界。1951年，王承书和国际物理学权威乌伦贝克创建了以他们姓氏命名的“WCU（王承书－乌伦贝克）方案”，一经发表轰动了世界。这个极有价值的公式，至今仍被科学界沿用。之后，她又第一个证明了索南多项式，再次引起了国际学术界巨大轰动。一时间，这个身着旗袍、身形纤弱的东方女子被认为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前途不可限量”。
诚然，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却有自己的祖国。客居海外多年的王承书，一边奔走在科研之路上，一边从未减少对祖国的关注。新中国的成立激发了她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而在当时，作为国际科学界冉冉升起的明星，王承书已享有优厚的科研和生活条件，若此时回到百废待兴的祖国，就意味着放弃拥有的一切，但她回国之决心坚如磬石。乌伦贝克曾惋惜——“如果留在美国，日后有极大可能获得诺贝尔奖。”
1956年，破除重重阻挠，王承书及家人踏上了回国旅程。而那时的王承书并不知道，此后的几十年里，她的名字与中国原子能事业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回国不久，面对自己的第一次转行，王承书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如此写道：“年近半百，开始搞一项自己完全不懂的东西，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再一想，当时谁干都不容易，何况我在回国之前就已暗下决心，一定要服从祖国的需要，不惜从零开始。”
上世纪五十年代，为打破帝国主义的核垄断和核讹诈，党中央作出了发展核事业的战略决策。王承书回国后不久，钱三强代表组织找到她，希望她能到近代物理研究所开展同位素分离技术的理论研究。转行攻关同位素分离，就要放弃她多年从事的专业，从零开始，这对于已经40多岁的王承书来说，决非易事。但面对邀请，她毫不犹豫地说出来了第一次“我愿意”。
1958年，我国第一座反应堆和第一台加速器即将建成之际，国家作出筹建热核聚变研究室的决定。在当时，热核聚变是国际上颇受重视的一项新能源研究工作，为了抢占前沿技术的制高点，国内积极推进。但由谁来挂帅？反复思量后，钱三强再次将目光投向王承书。那时王承书的孩子刚满8岁，她一旦接受任务不仅再次面临专业从头开始的困难，还将奔波于市内与郊区之间，难以照顾家人。但面对种种困难，王承书依旧坚定地说“我愿意”。
“她就讲，我回来以后，就要为国家做贡献，我不能等人家把中国建设好了再来，所以国家需要什么我就做什么。”诸葛福是王承书的学生，虽然已至耄耋之年但回忆起老师的点滴依旧历历在目。
两年的时间，王承书凭借过人的才华，不仅成为中国热核聚变领域的领军人物，还为国家培养了第一批相关科研骨干。正当她准备在国际热核领域的竞赛中更进一步时，她突然从国际核物理学领域彻底消失了……
1960年，兰州铀浓缩厂刚刚建成不久，中苏关系恶化。国际上甚至认为，中国从此进入核技术真空状态，中国“二十年也搞不成原子弹”。面对困境，党中央作出自力更生研制原子弹的决策。
研制原子弹，就必须要掌握浓缩铀-235这项核心技术，但没有任何资料可参考，没有任何经验可学习，难度之大可想而知。1961年3月，钱三强又一次找到王承书，希望她再一次转行，拿下浓缩铀这项技术。但这一次转行不同于前两次，不仅将面临专业上的种种困难，更为现实的是，她需要隐姓埋名一辈子，告别其活跃多年的国际科研交流舞台， 但王承书依旧还是说出了三个字：“我愿意”。
从接到任务那天起，王承书的名字就从国际理论物理学界消失了，她再也没有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过一篇技术论文，即便是内部刊物和工作报告，也很少署名。她告别了丈夫、孩子，背起行囊，来往于北京和大西北之间，在集体宿舍一住就是近20年。
攻克理论，需要进行海量计算和试验验证。王承书的学生诸旭辉回忆道：“那时候计算设备落后，她就靠着手摇计算机和计算尺进行分离理论的研究和计算。”凭借雄厚的基础理论、严谨的科学态度、拼命的工作精神，王承书带领团队与时间赛跑，先后解决了数百个理论问题、工艺问题等。
1964年1月14日，我国第一批高浓缩铀诞生，为原子弹成功研制提供了最根本的燃料保证。令人赞叹的是，产品交付的时间比原计划整整提前了113天。
“正是过人的智慧和为国家奉献一切的坚定信念，让王承书有着一次次从头再来的果敢和底气。”王承书的学生严世杰感叹。同为王承书的学生张连合说道：“她把国家交给的工作看得高于一切，甚至比生命都重要，所以她为此坚持了一生。”
此后的几十年，作为我国核燃料理论研究的开拓者和领导者，王承书将全部精力致力于该领域的进步，以筑牢我国核事业基石。而由她亲手写就的、叠罗成山的笔记，见证了她几十年的躬耕不辍，亦见证了该领域的跨越发展。 而烙印在其间的所思所想，每一个公式、每一次计算；严谨、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忘我的奉献精神，无疑都成为核工业的财富，滋养着一代代核工业人阔步前行。
发表于 2019-6-8 12:40:57
